Table Of Content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（ ）
1949-2009
另一種歷史書寫
[ 上冊 ]
THE MAO ZEDONG ERA AND POST MAO ERA (1949-2009)
An Alternative Writing of History
[ Volume I ]
錢
理
群
著
感謝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贊助部分編輯費用
目錄
上冊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導言──── 關於毛澤東及其時代的幾個問題 7
一、我和毛澤東、毛澤東時代的關係 9
二、毛澤東思想、文化的幾個基本特點 13
三、毛澤東在當代中國 18
四、毛澤東對世界的影響 21
第一講─── 建國初期：1949-1955 25
一、歷史交替時期我和我的家庭 25
二、知識分子的選擇：以沈從文為例 35
三、在治國道路和模式上毛澤東的選擇 46
第二講─── 反右運動前後（上）：1956-1958年初 67
一、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的反應：尋找中國的發展道路 70
二、毛澤東的內在矛盾 89
三、國內外、黨內外的反響和毛澤東的對策 99
四、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反應，政治形勢瞬息萬變 107
第三講─── 反右運動前後（下）：1956-1958年初 113
一、青年學生的反應：中國校園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 113
二、「一切問題都要重新估價」：顧準的思考 128
三、反右運動中的毛澤東、我、知識分子 134
四、反右運動後毛澤東在理論上的修正 147
五、反右運動後所建立的「五七體制」 155
第四講─── 大躍進時代（上）：1958 173
一、「你們難道不願意當聖人嗎？」 173
二、大躍進：毛澤東的治國雄圖 191
三、全民大煉鋼鐵，全民圍剿麻雀：大躍進的兩個場景 223
四、我在大躍進中 227
第五講 ─── 大躍進時代（下）：1958 233
一、人民公社運動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 233
二、「全民參與」辨析 253
第六講 ─── 大饑荒年代（上）：1959-1961 261
一、從「天堂」落入「地獄」 261
二、大躍進怎麼變成大饑荒 268
三、是否存在糾錯機制？ 286
第七講 ─── 大饑荒年代（下）：1959-1961 307
一、大躍進、大饑荒的民間觀察與思考 307
二、如何走出困境？ 333
三、我在大饑荒年代形成的毛澤東觀和魯迅觀 337
第八講 ─── 通向文革之路（上）：1962-1965 343
一、中國農民的呼聲 344
二、底層和中層幹部的反應 352
三、高層領導的回應與選擇 354
四、毛澤東的決策：重啟階級鬥爭的戰車 359
第九講 ─── 通向文革之路（下）：1962-1965 379
一、一從大地起風雷 379
二、中國校園的地下新思潮 415
三、社會底層的狀況：文革前我個人的遭遇和預感 424
下冊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第十講─── 文化大革命時代（上）：1966-1976 7
發端：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」──毛澤東為文化大革命
繪製的宏圖 7
一、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造反運動和思潮 17
二、以「五七體制」受壓者為主體的造反派的造反運動與思潮 37
三、從「上海公社」的夭折到軍隊介入、全國大亂 53
四、造反派的分化 59
五、腥風血雨：清查「五一六」、1968夏季大鎮壓和清理階級隊伍 98
六、新的覺醒：走出毛澤東 106
第十一講 ── 文化大革命時代（下）：1966-1976 115
一、文革後期民間思考的兩大背景 115
二、文革後期民間思考的特點 120
三、文革後期民間思潮的主要成果 130
尾聲：毛澤東的「遺言」 149
第十二講──後毛澤東時代（上）：1977-1989 159
一、「毛澤東後」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 163
二、體制內經濟改革和思想啟蒙運動 204
三、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體制改革，天安門民主運動 223
第十三講 ── 後毛澤東時代（中）：1990-1999 233
一、「尋找毛澤東」熱 233
二、我的「毛澤東研究」 240
三、1998年前後北大百週年校慶的民間紀念 250
四、「六四體制」：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結構、體制的變化 259
五、閃光一現：1998年的「北京之春」 294
第十四講 ── 後毛澤東時代（下）：2000-2009 301
一、鄧小平的改革、開放的正、負面效應 301
二、維權運動、網上監督、非政府組織：三大民間力量的興起 308
三、知識分子的不同走向 315
四、中國共產黨的分化：黨內毛澤東派與民主派的出現 323
五、調整與堅持：執政者的回應和選擇 332
後記 341
參考書目 355
附錄：課用選文 373
導言
關於毛澤東及其時代的幾個問題
│2009年9月15日講│
首先我要感謝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邀請我來講學。我這個感謝是很個
人的、很帶情感的，因為我和台灣有種「血緣關係」。60年前政權迭替，整
個民族國家發生巨大的分裂及動盪的時候，我和我的父親1在南京分別，他
於1948年來到台灣，我的母親以及許多兄弟姐妹則留在中國大陸。我的父親
1972年在台灣病逝，葬在陽明山上，從1948年以後我們父子都沒有再見面。
1995、2007年我曾兩次來台灣，但都是匆匆而過，這次則有三個月的機會來
講學，而且我特別選定了「我和共和國、毛澤東六十年」這樣的題目，其中隱
含著我的個人目的，因為我和父親也分隔了60年，我想透過這樣的講課，向
我父親講述這60年間我的種種經歷。因此我今天在這裡講課，在我的感覺
裡，冥冥之中，有我的父親在聽我的傾訴。這是我多年的夢，今天非常感謝
能有這樣一個機會來圓夢。
我還有另一個夢，就是想藉這個機會，和台灣年輕一代，進行心的交
流。我這輩子都是和青年在一起，我和大陸的六代年輕人都保持了密切的精
神聯繫。首先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出生，即文革、紅衛兵、知青一代；
然後是六十至七十年代出生，在大陸稱為「六四」一代；最後是八十年代出
1 先父錢天鶴（1893-1972），又名錢治瀾，字安濤，浙江杭縣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人。中國現
代農學界的先驅者之一。歷任南京金陵大學蠶桑系主任、國民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
長、中央研究院博物館館長、浙江省農林局局長、中央農業研究所常務副所長、經濟部農
業司司長、農林部常務次長、聯合國糧農組織遠東區顧問。1948年任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
農業組組長，後隨南京國民政府遷居台灣，1952年升任農復會委員，1961年退休，1972
年因心臟衰竭病逝。參看〈錢天鶴傳略〉，文收錢天鶴：《錢天鶴文集》（北京：中國農業科
技出版社，1997）。
8│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（1949-2009） ── 另一種歷史書寫│上
生，以及九十年代出生的，大陸稱為「八○後」、「九○後」一代，這樣從四十
年代後直到九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六代人都和我有深切的精神交往，我自己也以
此自豪。現在我來到台灣，不知是否能藉此講課機會，和台灣年輕一代建立心
靈溝通以及思想交流。這是我的熱切期待，同時又不免有些擔心和緊張，因為
和大陸青年對話，我很有經驗，但和台灣青年對話，我就沒有把握了。
來台灣，和台灣青年講什麼呢？我和陳光興教授及許多朋友反覆討論，
最後決定以兩個人為主題：魯迅（1881-1936）、毛澤東（1893-1976）。所以開
了兩門課，一門是星期二晚上（即今天）以毛澤東為主題，另一門則是星期
四在清華大學向大學生講魯迅。為什麼選這兩個人來介紹？這與我的理念有
關，我曾提出一個概念：「二十世紀中國經驗」，強調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
的重要意義。2當前中國，無論大陸還是台灣，都有許多問題，在面對這些問
題時，需要尋找精神、思想資源，大陸學界的主流主張是兩條途徑，或者向
西方尋找，或者向古代中國尋找。我認為這兩個方面的資源確實都很重要，
但中間缺了在我看來極重要的東西，即二十世紀的中國經驗（當然也包括台灣
經驗）。這樣的經驗和我們最為貼近，但在大陸卻是被忽視的，我想在台灣可
能更為欠缺。要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經驗，就要從三個人入手：孫中山（1866-
1925）、毛澤東、魯迅（有些人認為胡適〔1891-1962〕也很重要）。總之，這
幾個特別人物身上，集中體現了二十世紀的中國經驗，從其入手，有助於我
們具體把握二十世紀經驗，來面對今天我們所面臨的許多問題。在台灣，大
家對孫中山已非常熟悉，但對毛澤東、魯迅則是陌生而不了解的，這與五十
年代後，冷戰將兩岸隔絕的情勢有關。而毛澤東、魯迅在大陸則有著非常深
刻的影響，無論評價是正面或負面的、喜歡與否，都是不可忽視的存在。討
論、研究二十世紀中國，絕不可回避這兩位人物。
我要講這兩位人物，除了因為他們的重要地位外，也有我個人的因素。
我在年輕時代，一直在他們的影響下成長，他們是我的兩位精神導師。因
此，我需要透過學術研究，來清理他們兩位和我的關係。我的魯迅研究在某
方面來說，即是我和魯迅關係的一種自我清理，這些研究成果已經發表，有
2 參看錢理群：〈科學總結20世紀中國經驗〉，《追尋生存之根——我的退思錄》（桂林：廣西
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21-23。
導言：關於毛澤東及其時代的幾個問題│9
些朋友也已經讀過；毛澤東的研究，則一直處於混沌狀態，從未公開過，或
者只公布了一小部分。我很早就想進行毛澤東研究。1986年初，我寫了《心
靈的探尋》的〈後記〉，認為基本上已經清理完畢與魯迅的關係後，就想開始
著手清理和毛澤東的關係，也曾幾度嘗試進行，但最終還是擱置。為什麼這
麼漫長的時間始終沒有進行？根本的原因在於我無法清理自己和毛澤東的關
係，這太複雜、太糾纏了，而且我始終沒找到自己的價值立場，不知道該如
何評價毛澤東。
中國大陸對毛澤東的態度是涇渭分明的，一部分人認為他是民族英雄，
另一部分人認為他是民族罪人，我自己恰好無法如此旗幟鮮明地來評價毛澤
東。因為我既不能回避毛澤東給整個民族帶來的災難，這些災難都是我親身
經歷過的；但內心深處，我又擺脫不了毛澤東對我的吸引力。所以研究始終
無法進行，直到這次赴台前，才把原先零零碎碎的東西翻出來，但面對這麼
龐雜的材料，我也不知該從何著手。所以我是帶著矛盾與困惑來和各位講毛
澤東，我的講述也將充滿矛盾和一片混亂。這與我對魯迅的研究不同，我跟
魯迅的關係也很複雜，但讀我的著作可看出，我的立場很鮮明。這種矛盾和
混亂反映了我內心的真實，但這是否反映了歷史的真實，對此我並無把握。
因此，這次講課，我希望將一個歷史在場者的種種觀察、感受，和以後的反
思與研究，都如實告訴諸位，希望能引起諸位的研究興趣，然後你們中或許
有些人就會自己去研究毛澤東。我這次準備的上課材料，也選錄了部分毛澤
東的著作，我猜想在座諸位可能從未讀過。我非常好奇諸位讀了毛澤東著作
後，會有什麼反應？不知道是否有人會因此對毛澤東感興趣進而去研究他。
當你們去研究毛澤東，得到自己的結論時，我的任務就完成了。我希望那時
你們可以把我今天講的一切都忘掉，我的講課是一座橋梁，希望各位最後能
「過河拆橋」，自己在研究毛澤東時，即可把我的講述拋棄掉。這門課最大的
期待就是諸位能「過河拆橋」——以上算是開場白。
下面我想講四個問題。
一、我和毛澤東、毛澤東時代的關係
大概這是一個歷史巧合。我於1939年1月出生在重慶；而毛澤東1939年
10│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（1949-2009） ── 另一種歷史書寫│上
春在延安確立了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。過去大家誤以為是1935年的
遵義會議i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，但近年來中共黨史專家
的研究在這方面有新的突破。在此順便介紹一本書：何方（1922-）寫的《黨史
筆記》，在香港出版。3何方是張聞天（1900-1976）的祕書，算是歷史的當事
人，根據他很具說服力的研究，1935年的遵義會議，只是確定了毛澤東進入
中共最高領導層，特別是軍事指揮層面，但總書記仍然是張聞天，並非如後
來的人所說只是掛名的，至少在1939年以前，張聞天在總書記的位置上是有
實際領導權的，毛澤東只是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。真正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領
導地位，是在1938年下半年，這年7月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（Georgi
Dimitrov Mikhailov，1882-1949，保加利亞）代表共產國際，對當時在莫斯科
準備回國的王稼祥（1906-1974）下了口頭指示：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
首的領導下」，造成「親密團結的空氣」，並傳達了斯大林（Joseph Stalin，又
譯史達林，1878-1953，蘇聯）的指示：要宣傳各國黨自己的領袖，並樹立他
們的權威。4這表明，是共產國際任命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。王稼祥
在9月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這個指示，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ii，毛澤東第
一次代表中央政治局iii做政治報告，按中共規矩，做政治報告的多為領袖人
物，毛澤東既然做了政治報告，代表他當時已有領袖資格、地位。更重要的
是，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」的概念，強調
「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，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
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」5——這可以說是第一次舉起了毛澤
東自己的理論旗幟，以後，它不僅成為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，主要是反對以
王明（1904-1974）為首的「教條主義者」的主要理論武器，而且也為「中國共產
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」，「更有助於改變『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』
3 何方：《黨史筆記——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》（香港：利文出版社，2008）。
4 王稼祥：〈國際指示報告〉（1938年9月），《文獻和研究》1986年4期。轉引自楊奎松：《毛
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》（第4版）（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66。參看王稼
祥：〈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〉，《人民日報》1979年12月27日。
5 毛澤東：〈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〉（1938年10月），《毛澤東選集》（北京：人民
出版社，1967）（一卷本）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67），頁499。
